1、循環經濟可有效降低碳排放強度

1.1、循環經濟：碳中和與雙循環的雙重裨益

循環經濟是以資源節約和循環利用為特征，與環境和諧的經濟發展模式。它強調把經濟活動組織成一個“資源一產品一再生資源”的反饋式流程。特征是低開采、 高利用、低排放。所有的物質和能源在這個不斷進行的經濟循環中得到合理和持 久的利用，以把經濟活動對自然環境的影響降低到盡可能小的程度。

在瑞士、德國等發達國家，循環經濟得到高度重視。根據清華 PPP 研究中心引 自瑞士聯邦環保部網站的有關數據，2018 年在瑞士產生的一千七百五十萬噸建 筑垃圾中，有近一千二百萬噸(水泥、碎石、瀝青等)被回收再利用，城市垃圾 中，一半以上被循環利用;在德國飲料瓶、廢紙也可通過專門的渠道統一進行回 收。在循環經濟的框架下，產品的使用年限得到提升，這不僅保護了環境、節約 了資源，大部分情況下還能為消費者節省費用，同時為資源再利用企業提供新的 商機。

對我國而言，循環經濟的發展具有以下兩方面的重大意義：

(1)從“雙循環”視角來看，循環經濟有助于提升內循環效率，同時提升外循 環中我國在國際產業鏈中地位，減少稀缺原材料的對外依賴;

(2)從“碳達峰、碳中和”視角來看，大力推廣循環經濟，通過減少高能耗的 原料加工環節，最終來實現單位產品碳排放強度的降低。

循環經濟的核心在于：將使用過的產品的后流通渠道進行優化，對可回收、有價 值的材料進行再利用。材料的再利用價值和渠道、再制造成本是評價全生命周期 經濟性的核心;因此，政策對于再制造產品認證、渠道的約束與監管是必要措施。

(1)制造端：通過減少或替代高能耗的原料加工環節減碳，材料再制造能力是 核心競爭力，原料保障、定價權是基礎，再制造產品的認證需要政策支持。

(2)渠道端：可通過回收材料循環賺取價格差，但渠道的約束與監管若不健全 或無法將成本內部化，渠道建立的成本、商業模式的打通壓力則會較大。

2021 年 2 月，國務院頒布了《關于加快建立健全綠色低碳循環發展經濟體系的 指導意見》，其中明確提出“大力發展再制造產業，加強再制造產品認證與推廣 應用。建設資源綜合利用基地，促進工業固體廢物綜合利用”：

(1)到 2025 年綠色低碳循環發展的生產體系、流通體系、消費體系初步形成;

(2)到 2035 年重點行業、重點產品能源資源利用效率達到國際先進水平。

按照商務部的統計口徑：主要的再生資源包括廢金屬(廢鋼、廢有色金屬等)、 廢塑料、廢紙、廢輪胎、廢玻璃、廢紡織品，廢棄電器電子產品(以空調、洗衣 機、電視、冰箱和電腦等“四機一腦”為主)、報廢機動車、廢電池等。

(1)廢金屬、廢塑料、廢紙、廢輪胎、廢玻璃、廢紡織品等可以作為制造端再 生產的原料，其與大宗商品市場運轉邏輯類似;

(2)廢棄電器電子產品、報廢機動車、廢電池包含各類資源成分較多，是獲得 上述再生資源的部分來源;保證材料回收、利用、再制造的有效流轉是實現商業 邏輯的核心，渠道正規化更為關鍵。

我國經濟發展與資源回收利用量之間高度相關。根據商務部流通業發展司發布的 《中國再生資源回收行業發展報告》和再生資源信息網的統計，2011-2018 年我 國主要再生回收價值從 5764 億元上升到 8705 億元，年均增長突破 6%;從總量上看，制造業、消費體量是 GDP 核心包含要素，這也恰恰是再生資源品的重要來源。

再生資源回收能力、利用效率則體現了我國循環經濟發展的水平。2019 年可再 生資源回收量達到 3.45 億噸，同比增長 7.1%，比 2011 年已經翻倍。根據中國 再生資源回收利用協會數據，在我國 2021-2035 年 GDP 年均增速 5.5%的情景 假設下，得出可再生資源回收量將以 6.55%的年均增速提高，從 2019 年的 3.45 億噸提升至 2035 年的 8.08 億噸。

從再生資源回收結構上看，廢鋼、廢有色金屬(主要是廢鋁和廢銅)、廢紙、廢 塑料等無論是在回收量(合計占比超過 90%)上還是回收價值(合計占比超過 95%)上，均位列前四。以下將就這四類可再生資源的循環使用進行重點分析， 其中廢有色金屬將以廢鋁為例。

1.2、再生資源回收利用過程蘊含的減排邏輯

每種再生資源的循環使用都可以減少“開采原材料、原材料初加工”時的碳排放， 若原材料(如樹木等)有負碳作用，循環利用將更具效果。如果細分到各個行業， 不同的生產工藝體現的減排邏輯和減排量則不盡相同。

廢鋼再利用

鋼鐵制造過程從煉鋼工藝分為“長流程”與“短流程”：

(1)長流程是以高爐-轉爐為核心的生產過程，以鐵礦石為主要原料、廢鋼為輔 料;長流程在粗鋼產量工藝中占絕大多數;

(2)短流程是以廢鋼-電爐煉鋼為核心的生產過程，以廢鋼為主要原料、生鐵為輔料。

目前，鋼鐵制造領域減碳可行的方法有：

(1)限制國內新增產能，嚴格推行產能置換原則，甚至推動產能向其他國家外 遷;該方法屬于通過行政手段進行供給側改革，實施后對周期品價格影響較為劇 烈，2021 年上半年股票及期貨市場體現的便是因環保或行政限產導致的價格上 漲后的行情;

(2)對鋼廠進行工藝改造，采用富氫高爐或者氫還原工藝，有效減少焦炭的使 用量;該方法需要制、儲、運氫成本達到經濟性要求，疊加鋼廠的高爐改造，都 是一個長期的過程;

(3)采用以電爐短流程為主的生產方式，推動廢鋼的再利用，強化循環經濟。從歐洲的經驗看，在碳約束增強或者碳成本直接對鋼廠利潤沖擊的時候，電爐短 流程的比重確實在提升。

2005-2009 年，歐盟碳市場啟動后，受到減排預期影響，電爐比例增加;2009 年金融危機后，歐盟鋼鐵行業轉爐法和電爐法的比例變化趨勢發生逆轉;背后的 原因可能在于金融危機后政府的進一步扶持下，鋼鐵行業低碳轉型約束減小，這 也側面體現了碳中和政策實際是受經濟景氣度影響的。

廢鋼煉鋼以“廢鋼-電爐”短流程為主。而電爐煉鋼相較高爐煉鐵，首先省去了 燒結、球團等工藝流程，同時減少了高爐工藝中的焦炭損耗;從能耗角度分析， 電爐相較高爐未必在能耗方面實現降低，但若采用光伏、風能的電力初始來源， 碳排放量則將會顯著下降。

廢鋼再利用碳減排量=生產同等回收量的鋼鐵所產生的溫室氣體量-廢鋼鐵回收 再生產為粗鋼所排放的溫室氣體量

再生鋁

鋁行業是典型的因碳成本內部化后，會導致行業內各公司成本結構差異性變的更 大的行業。

目前，鋁制造領域減碳可行的方法有：

(1)限制國內新增產能，嚴格推行產能置換原則，甚至推動產能向其他國家外 遷，該方法屬于通過行政手段進行供給側改革;

(2)推動電解鋁用能結構調整，可采取的方式有：

1)推動清潔能源自備電廠 的使用;

2)將產能建立在清潔能源較為富余的地區;

(3)積極推動鋁產品的回收利用，推動再生鋁制品的使用。 可回收且不損失性能，是鋁的獨特優勢之一，因而再生鋁免去了制備氧化鋁和電解鋁這兩個高排放的環節。根據世界鋁協發布的《2050 年全球鋁行業溫室氣體減排路徑》，制備原生鋁的碳排量為再生鋁的 25 倍。

再生鋁碳減排量=生產同等回收量的再生鋁所產生的溫室氣體量-廢鋁回收再生 產為所排放的溫室氣體量

再生紙

再生紙是以廢紙做原料，將其打碎、去色制漿經過多種工序加工生產出來的紙張， 其原料的 80%來源于回收的廢紙。雖然利用廢紙造紙的生產工藝相對于木材造 紙并不減少溫室氣體排放量，但卻可以減少的木材消耗最終實現碳減排。再生紙 已經廣泛應用于紙板和紙箱、包裝紙袋、衛生等生活用紙、新聞用紙、辦公文化 用紙的制造過程中。

再生紙碳減排量=木材生產同等回收量的紙的溫室氣體排放量-回收廢紙制漿生 產紙產生的溫室氣體排放量+減少的木材消耗的溫室氣體排放量+減少的廢紙填 埋或焚燒產生的溫室氣體排放量

再生塑料

此前，我國在廢舊塑料的處理上采用的主要方式還是最原始的填埋方式和快速發 展的焚燒處理，傳統塑料的難降解性會對環境造成長期影響。隨后，我國開始對 塑料制品循序漸進的實行禁令。

2008 年 1 月 8 日，國務院辦公廳下發《關于限制生產銷售使用塑料購物袋的通 知》，從 6 月 1 日起，在全國范圍內禁止生產銷售使用超薄塑料袋，并實行塑 料袋有償使用制度。

2017 年 7 月 18 日，國務院辦公廳印發《禁止洋垃圾入境推進固體廢物進口管 理制度改革實施方案》。

2020 年 1 月 16 日，發改委聯合生態環境部發布《關于進一步加強塑料污染治 理的意見》，要求在 2025 年，完善塑料制品生產、流通、消費和回收處置等環 節的管理制度，對不可降解塑料逐漸禁止、限制使用。7 月 10 日，發展改革委 等部門發布了《關于扎實推進塑料污染治理工作的通知》，通知要求各地在 8 月中旬前出臺省級實施方案，重點圍繞 2020 年底階段性目標，確保如期完成目 標任務。

從整體上看，我國的塑料污染治理采取“減源頭、控末端、促循環、防泄露”等 措施，構建覆蓋塑料制品全生命周期的管理模式，引導全社會樹立綠色消費理念， 共同推動塑料制品減量消費、循環使用和再生利用。

(1)禁塑令：從源頭總量角度，推動塑料的使用量，實現減少環境污染，溫室 氣體減排，同時對需求側、流通側、供給側進行壓減;

(2)可降解塑料：通過原材料和工藝的替代，主要減少土壤污染;同時也可通 過減少焚燒實現溫室氣體減排;

(3)再生塑料：減少廢塑料的填埋和焚燒產生的溫室氣體，同時減少使用高碳 原料等，實現溫室氣體減排。

塑料薄膜、塑料包裝箱、塑料容器、日用塑料制品、塑料袋、塑料絲等等，質量 參差不齊，統一回收再塑的過程中，可能因為原材料的差異，導致新產品在批次 間存在較大的性能差異。此外，再生塑料因為生產環節較為復雜，生產成本較高， 導致其價格高出原生塑料價格的 30%-50%，所以從起初的材料使用和制造環節 就要更多考慮后續的回收再利用，再通過政策的約束，推動再生塑料渠道和產品 的發展。

中國早在 1996 年就開始實行的國家標準《塑料包裝制品回收標志》上所要求的 塑料制品材質標志。這個標準主要目的是通過不同的標識區分塑料制品材質，以 便于回收。

再生塑料碳減排量=等量廢塑料的填埋和焚燒產生的溫室氣體量+使用原油生產等量再生塑料產生的溫室其體量-廢塑料回收再生產為所排放的溫室氣體量

廢電子電器回收、汽車拆解、電池回收等

傳統意義上的廢電子電器指的是“四機一腦”，即廢棄電視、電冰箱、空調、洗 衣機和電腦。電子廢棄物回收過程本身是不減排的，但回收可獲得貴金屬、鋼鐵、 銅、鋁、塑料和玻璃等再生材料，能替代相應原生材料的生產過程，進而達到碳 減排的效果，屬于間接減碳的范疇。

同理，汽車拆解、電池回收行為本身也并不能減排，但是可以從汽車、電池中獲 得金屬資源或提高其利用效率，這些金屬資源的再利用，或者排碳環節的減少可 以促進循環經濟和碳減排，亦是必不可少的過程。

1.3、各類再生資源產品以及過程的減排效率

各類可再生資源均具備一定的減排效益。如果這些廢棄物得到妥善的處置，除了 可以得到再生的鋼、鋁、紙等資源，更可以減少原生資源生產時的碳排放，助力 實現“碳達峰”“碳中和”的目標。

再生資源再生利用率的提升對于實現減少碳排放會帶來顯著貢獻。目前我國已經 對上述再生資源產品進行了一部分的回收利用，根據再生資源信息網數據，2019 年我國回收的廢鋼/廢鋁/廢紙/廢塑料量分別已達 2.34/0.07/0.5/0.19 億噸，累計 碳減排量約 11 億噸 CO2e;未來隨著碳中和碳達峰政策的持續推進和技術水平 的穩步提升，我們認為各類再生資源回收率有望維持穩健提升態勢，從而帶來更 大的碳減排貢獻：經我們測算，主要再生資源產品廢鋼、廢鋁、廢紙、廢塑料的 回收量每提升 10%(在 2019 年各類產品產量基礎上，下同)，可帶來約 1 億 噸 CO2e 的碳減排增量;如果各類產品的回收率每提升 10 個 pct，可帶來約 4.52 億噸 CO2e 的碳減排增量;若各類產品回收率均達到 90%，累計碳減排量有望 突破 40 億噸 CO2e。

2、再生資源行業發展過程與碳減排方法論

2.1、廢鋼：需解決原料不足及電爐鋼清潔用能問題

2020 年末工信部頒布了《關于推動鋼鐵工業高質量發展的指導意見(征求意見 稿)》，其中明確提出到 2025 年(即“十四五”末)鋼鐵行業率先碳達峰。這 就意味著未來數年鋼鐵行業既要兼顧建筑、基建、地產等產業的用材需求，也要 考慮碳達峰目標的約束。除了優化產業產能，提高廢鋼的用量與電爐鋼比重也成 為一條潛在的減排路徑。 而“地條鋼”雖然是以廢鋼為主要原料，但其品質低 劣且有嚴重的安全隱患，故為國家所禁止。

2017 年我國廢鋼的轉爐單耗為 128.2kg/t，電爐單耗為 660.6kg/t;電爐鋼比重 為 9.3%。那么當年的廢鋼比=(128.2*90.7%+660.6*9.3%)/1000=17.78%。

工信部提出到 2025 年電爐鋼產量占粗鋼總產量比例提升至 15%以上，并力爭達 到 20%，廢鋼比達到 30%。截至 2019 年，我國的粗鋼生產水平雖位居世界第 一，但我國電爐鋼比重為 11.2%，廢鋼比為 20.23%，與世界主要國家有著較大的差距。

廢鋼比一方面體現了內循環中循環經濟推進的水平，另一方面也與我國外循環中產業鏈地位和定價權密切相關。

(1)從全球產業鏈角度看，中國是制造業大國，既是鋼鐵制造大國，也是相應 產品需求大國。鐵礦石、廢鋼同可作為鋼鐵生產的原材料，我國原材料整體對外 依存度較高，我國目前依然在通過整合中游制造端來減少對鐵礦石的需求。

(2)在需求側：廢鋼作為煉鋼的原料之一，其價格是根據鋼鐵行業供需而波動; 同時，廢鋼和鐵礦石、生鐵具有一定的替代作用，鐵礦石價格較高時，鋼廠對廢 鋼的需求就會提升，鋼廠會增加廢鋼的用量，但各家鋼廠為了爭奪廢鋼資源，也 提高了收購價格。

2016 年開展的打擊“地條鋼”的行動和環保督察，對中頻爐及散亂污進行了集 中整治，雖然在一定程度抑制了地條鋼使用廢鋼的需求，但也進一步鼓勵了向電 弧爐路線轉變提升了廢鋼的需求，屬于廢鋼需求側優化的過程。

碳達峰、碳中和提出后，電爐(如果使用清潔能源)具有一定的減排效果，路線 低碳化轉變的過程中，會提升廢鋼的需求。

(3)在供給側：2015 年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中央提出“三去一補一降”(去 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五大任務，從 2016 年起，對鋼鐵行 業整體進行了供給側改革，拉動鋼價上漲，原材料價格也水漲船高。

2018 年 12 月 29 日，生態環境部、商務部、國家發改委、海關總署聯合發布關 于調整《進口廢物管理目錄》的公告，將廢鋼鐵、銅廢碎料、鋁廢碎料等 8 個品 種固體廢物從《非限制進口類可用作原料的固體廢物目錄》調入《限制進口類可 用作原料的固體廢物目錄》，自 2019 年 7 月 1 日起執行。限制廢鋼進口，進一 步減少了廢鋼的供給，拉升廢鋼價格。

當然，隨著我國內循環中循環經濟水平逐步提升，有助于擴展廢鋼來源，提升供給，此外，如果我國對原材料定價權長期處于弱勢地位，那么也可通過修改進口固廢/原材料目錄來增加外循環中廢鋼的供給，這樣可以降低原材料價格壓力。

綜上所述，廢鋼的價格和多方面因素相關：

1)受宏觀經濟景氣度和鋼價影響;

2)由于其替代作用受鐵礦石等原料價格影響;

3)廢鋼若定性成固廢，受進口 環保政策影響;

4)在碳達峰、碳中和背景下受電爐路線興起影響。從渠道端看， 如果廢鋼價格維持高位，也有利于廢鋼的回收，反之則不利。

廢鋼的來源可分為折舊廢鋼(即日常生活里報廢器材中含有的鋼鐵)、鋼廠自產 廢鋼以及加工廢鋼。其中折舊廢鋼在廢鋼資源總量中所占的比例逐年增長，根據 中國工程院黑色金屬礦產資源強國戰略研究專題組的研究，折舊廢鋼可利用量可 以用社會鋼鐵蓄積量折算法得出，進而可以算出廢鋼資源總量。廢鋼產生率參考 美國、日本、俄羅斯等國的數據取 2.5%，2030 年社會鋼鐵蓄積量預測為 132.6 億噸，折舊廢鋼占比以 80%計，回收率以 90%考慮，則 2030 年社會廢鋼可利 用量將達到約3億噸。

2020 年末工信部長肖亞慶在 2021 年全國工業和信息化工作會議上表示 2021 年 要堅決壓縮粗鋼產量，考慮到 2020 年我國粗鋼產量達到 10.53 億噸，假設 2021 年的產量為 10.5 億噸，2025 年逐步收縮到10億噸左右。

國內的廢鋼資源還不足以完全覆蓋產鋼需求。2021 年 1 月 1 日《關于規范再生 鋼鐵原料進口管理有關事項的公告》正式實施，符合《再生鋼鐵原料》(GB/T 39733-2020)標準的再生鋼鐵原料，不屬于“洋垃圾”，可自由進口。這也意 味著“十四五”期間我國歡迎國外高質量的再生鋼原料進入中國，以保障廢鋼比 提升與電爐鋼發展，切實降低鋼鐵行業的碳排放。

電弧爐煉鋼主要有以下三個碳減排效益：

(1)短流程替代長流程，可避免高爐煉鐵過程中產生的大量二氧化碳。高爐煉生鐵是“高爐-轉爐”長流程中碳排量最高的部分，占比達到 2/3。 而在電弧爐煉鋼的流程(尤其是“全廢鋼”)中，原本用于煉鋼的生鐵被廢鋼替 代，減少了生鐵冶煉過程的溫室氣體排放。

(2)原料端減排貢獻大于能耗端。除去高爐煉鐵的部分，轉爐煉鋼與電爐煉鋼 相比碳排放差距相對較小(無論是火電還是水電)，這就意味著電爐鋼減排原料 端(廢鋼替代生鐵)大于能耗端(水電替代火電)。

(3)新能源的運用將進一步提高減排效率。同樣是電爐煉鋼，使用火電與風電/ 光伏的單噸排放差距達到了 0.475 噸 CO2e。在我國“碳達峰”“碳中和”背景 下，新能源發電將逐漸替代火力發電，釋放電爐鋼的減排效益。

根據假設，我們測算出在使用光伏/風力提供電力的情境下，生產 1 億噸電爐鋼 的減排量為 2.55 億噸 C02。假設碳價為 100 元/噸，帶來的經濟效益為 100*2.55+ (3000-2500)*0.7*1=605 億元;在歐盟碳現貨市場的碳價水準下，電爐鋼的 減碳的經濟效益將突破 1200 億元人民幣;即使取折中的韓國碳價水準，經濟效 益也能達到約580億元人民幣。

2.2、再生鋁：與新能源供給及電價市場化進度賽跑

目前，原鋁的冶煉通過原料、氧化鋁和碳陽極之間的還原--氧化反應完成，其中 每個鋁離子得到三個電子被還原成金屬形態，而陽極的碳原子則被氧化成二氧化碳。反應式如下：

2Al2O3 + 3C → 4Al + 3CO2

可以看出電解制鋁工藝中的碳排量與鋁的生產成正比關系，這是電解鋁產生二氧 化碳的一大來源。此外，由于電解鋁需要耗費大量電力，現有狀態下發電的間接 排放是電解鋁碳排放量中占比最大的部分。如果用清潔能源發電并用于電解，這一過程中的碳排放量將大大降低。

由于再生鋁不經歷電解過程，故其減排的主要貢獻來自避免氧化鋁精煉和電解過 程中的二氧化碳排放。在鋁行業總排放量中，這兩項合計占到 91.22%，而廢料 回收與重熔占比不足 3%。當然，隨著清潔能源在發電中使用比例的提高(尤其 相對于煤電而言)，電解鋁的碳排放本身會大幅下降，從而會使得再生鋁的替代 效應減弱。

與鋼鐵行業不同，再生鋁的生產與原鋁生產之間的直接關聯并不大：廢鋁不可以 再用于電解鋁的生產，而是通過熔鑄成為再生鋁。

目前我國再生鋁行業發展整體平穩有序，指導政策與國家標準相繼出臺。但是放 眼全球，中國再生鋁利用率偏低，2019 年再生鋁產量占總產量的比重不到 17%， 與世界平均水準有近 5 個 pct 的差距。總體而言，我國再生鋁提升的空間十分廣 闊。

再生鋁的主要原材料是廢鋁，根據廢鋁的來源將分為兩類：新廢鋁和舊廢鋁。新 廢鋁主要是鋁在生產加工過程中產生的邊角料、廢屑等;舊廢鋁主要來自社會上 回收的報廢含鋁材料。與鋼鐵行業不同，廢鋁與原鋁冶煉的鋁產品并不相同。 ADC12 鋁合金是再生鋁最主要的產品，適合缸體、氣缸蓋罩蓋、傳感器支架等 制造;電解鋁的產品則是鋁純度>99%的原鋁(A00鋁)。

由于廢鋁不存在標準產品和全國性市場報價，這里選用中靈通網公布的廣東佛山 南海有色市場對破碎熟鋁(90%-92%)的報價作為廢鋁材料的市場價格。根據 我們的估算，中國廢鋁的市場價值在2019年達到約700億元。而在產品端ADC12鋁合金與 A00 鋁走勢趨于一致，多數情況下二者價差在 1000 元/噸之內;而 ADC12 則一般比廢鋁價格高出 4000-5000 元/噸。

此外，2017 年以來我國對包含廢鋁在內的“洋垃圾”實行了進口限制，廢鋁的 進口量在逐年遞減，預計“十四五”期間再生鋁行業將主要依賴國內回收的廢鋁。

碳減排經濟效益分析

減排效益 1：有效減少資源消耗和溫室氣體排放

丁寧等所寫《原鋁與再生鋁生產的能耗和溫室氣體排放對比》，在以火電為主要 電力供應的情境下，再生鋁溫室氣體排放量僅僅為原鋁的 1/24，并在排放清單 中計算出 2008 年我國再生鋁的溫室氣體減排效率為 16.285 tCO2e/t。

而根據國際鋁業協會(IAI)發布的《2050 年鋁業溫室氣體減排路徑》中提到的 全球鋁行業 2018 年溫室氣體排放總量、原鋁和再生鋁產量等數據算出的再生鋁 減排效率約為 16.19 tCO2e/t。

取減排效率 16 tCO2e/t 和再生鋁產量 700 萬噸計算，生產再生鋁代替原鋁可減 少 1.12 億噸 CO2e 排放。

(1)再生鋁可以有效減少鋁制造時的碳排放量，尤其是發電環節的二氧化碳排 放。再生鋁的制備不需要氧化鋁的冶煉和電解，僅需要重新熔鑄。與我國現有南、 北方的電力輸送情境相比，再生鋁碳排放極低。2019 年我國電解鋁行業總耗電 4850.6 億 kWh(按生產 1 噸電解鋁消耗 13500kWh 電能考慮)，占社會總用電 的約 6.7%。如果有其中 25%的電解鋁被再生鋁替代，可以節約 1192 億千瓦時 電能;在南方區域電網情形下減少 0.95 億噸電力過程碳排放量。

(2)考慮新能源輸電，再生鋁減排效應依舊明顯。雖然與火電制備電解鋁情形 相比，在新能源送電情形下再生鋁的減排效率降低不少，但由于再生鋁生產過程中用電極低(主要是運行設備等)，其碳排放量仍然相對較少。如果考慮原鋁制 造工藝中電極反應和氧化鋁精煉產生的碳排放，再生鋁的減排效果將更加顯著。

減排效益 2：碳交易背景下彌補再生鋁制造成本的劣勢

成本端來看，在不考慮碳市場時，原鋁優于再生鋁。2019 年，中國宏橋(電解 鋁銷量世界第一)在山東濱州基地和云南基地的噸鋁成本估算為 10087 元和 9693 元，平均為 9890 元，取之為原鋁成本。同期，怡球資源與順博合金(A 股市值前二的再生鋁制造企業)的單位鋁合金銷售成本分別為 9976.09 和 11671.87 元，取其均值 10823.98 元為再生鋁成本。從成本上看再生鋁高于原鋁 1200 元左右，沒有競爭優勢。

而通過比較 A 股上市的電解鋁和再生鋁制造企業具體到產品的毛利率，原鋁企 業的表現也整體更好，如作為原鋁制造龍頭之一的云鋁股份在鋁錠上的毛利率高 出順博合金 10 個百分點(2020 年數據)。

考慮碳市場后，再生鋁生產的經濟性相對提高。假設全國碳市場全面展開后的碳 價為 100 元/噸，再生鋁單噸減排 16 噸 CO2，這會使得原鋁制造成本嵌入 1600 元/噸的碳價成本。

2.3、 廢紙：需要充分利用垃圾分類契機提升回收率

廢紙是我國造紙業中非常重要的資源，每年有超過 5000 萬噸的廢紙用于再生產。 廢紙漿已經成為我國造紙廠的主要紙漿原料，而木漿和國內紙漿的消耗量也有一 半以上來自廢紙張。

我國造紙行業正在進行供給側改革，未來規模化、集中化將是趨勢。廢紙的來源 有國內廢紙回收和海外廢紙進口，很長一段時間以來，我國并不具備海外廢紙的 定價權，可謂既是海外國家固廢承接地，又要為此付出更高額的費用，其核心依 然是我國在國際產業鏈中的地位比較低、產業供給側結構分散所致。

從 2017 年底的“洋垃圾”進口禁令起，我國廢紙進口政策逐步收緊，2021 年 開始禁止以任何方式進口固體廢物。禁止洋垃圾進口對我國中小型造紙企業帶來 了生存挑戰，但同時也推動了大型造紙企業的上游布局，逐漸形成規模化、集中 化的競爭局面。逐漸收緊的“限廢令”也有助于國內廢紙回收體系發展，提高資 源的利用率。

隨著“限廢令”的逐漸收緊，我國廢紙進口量大幅減少，國廢價格一路飆升。 2018 年前我國的廢紙進口量基本在 2500-3000 萬噸，2018 年后開始大幅下降， 2019 年下降至 1000 萬噸，并有望于 2021 年下降至 0(根據《關于全面禁止進 口固體廢物有關事項的公告》要求，2021 年 1 月 1 日起禁止以任何方式進口固 體廢物)。隨著規模紙廠的廢紙庫存的耗盡，預計未來國廢價格將持續上升。

廢紙回收率=國內廢紙回收量/廢紙消費量

廢紙利用率=(國內廢紙回收量+廢紙進口量)/廢紙消費量

中國已成為全球廢紙回收量最大的國家，但中國的廢紙回收率一直處于世界中下 水平，仍存在較大的提高空間。根據《中國造紙統計年鑒 2020》的數據，我國 2018 年的廢紙回收率為 47.6%，而美國廢紙回收率已達到 67.7%，日本、德國 等基本在 70%以上;再整體來看，自 2005 年全球平均廢紙回收率已超過 50%， 2016 年達到 58.60%。

在碳中和背景下，我們認為行業將有幾點變化：

(1)廢紙回收量及回收率將提升：這部分涉及廢棄廢紙(增量部分，原進入處置場所的廢紙回歸再利用)及非正規渠道廢紙(存量轉移，未納入統計口徑的廢 紙進入正軌渠道)。

(2)進口廢紙依賴度將越來越低，提升我國廢紙價格的定價權，長期促進供給 側改革。2018 年前，我國每年進口廢紙為 2500-3000 萬噸，2018 年全年核定 總量 1703 萬噸，禁止進口的“洋垃圾”僅為未分類的廢紙，約 600-800 萬噸， 依然還有較大一部分的已分類廢紙作為原材料進口到我國。如果我國垃圾分類做 好，若能新增 2000 萬噸/年補充量(來自于先前進入填埋場或焚燒廠的廢紙)， 我國對進口廢紙的依賴度將降低，提升我國廢紙價格的定價權;長期來看，配合 我國供給側改革，整個造紙行業也將逐步提質。

(3)假設廢紙需求穩定，若垃圾分類推動的廢棄廢紙回歸量>進口廢紙的減少 量，廢紙利用率也將提升。當然如果內循環或垃圾分類提供的廢紙供給最終依然 無法全面覆蓋需求，則可能有序放開一部分進口廢紙。

從能源消耗的角度，原料(即木材)若不用于紙漿造紙，可用于生產能源以代替 化石燃料的消耗從而減輕碳排放，因此在計算紙漿碳排放時，我們需要將該部分 原材料可能產生的碳匯考慮在其中。假設制造 1t 紙張需要 4-5m3木材或者 1.25t 的廢紙，基于此假設，對不同紙漿的投入制造 1t 紙張能源消耗過程的碳排放進行估算。

碳減排=森林培育、砍伐、切片的過程能源投入碳減排+原材料投入碳減排+電能 消耗過程碳減排+熱能消耗過程碳減排+碳匯

根據《我國紙漿造紙工業能源消耗與碳排放估算》中的方法與參數值，我們 通過測算得到廢紙漿比化學漿生產 1t 紙張減排 5.1 tCO2(18-12.9)，廢紙 漿比機械漿生產 1t 紙張減排 10.9 tCO2(23.8-12.9)，假設化學漿與機械漿 各占 50%，則廢紙的減排效率為 8t CO2e/t 紙張。

廢紙減排經濟效益=碳價*碳減排量+木材原料造紙總成本-廢紙回收造紙總成本， 根據《再生資源回收利用與碳減排的定量分析研究》中造紙廢紙單耗為 1.25 噸/ 噸紙，假設造紙木材單耗也為 1.25 噸/噸紙，則：

廢紙減排經濟效益=碳價*碳減排量+(木材原料單價-廢紙回收處理單價)*1.25* 造紙數量

根據假設，我們測算出在廢紙回收的情境下，生產 1 億噸紙張的減排量為 8 億噸 C02，其帶來的經濟效益為 100*8+(3000-2000)*1.25*1=2050 億元(假 設碳價為 100 元/噸)。

綜上所述：

(1)垃圾分類、供給側改革政策疊加，有助于提升我國的廢紙回收率。隨 著限廢令的逐步趨嚴，國內廢紙原料供不應求，但我國廢紙回收率不足 50%， 仍存在較大的提高空間。垃圾分類、供給側改革政策疊加，有助于提升國內 的廢紙回收率，緩解國內廢紙短缺的情況，為廢紙類企業提供穩定的原材料， 降低企業對于美廢等進口廢紙的依賴，亦能提高國內對廢紙的定價權。

(2)在“碳中和”背景下，將持續加碼我國廢紙回收產業。通過測算得， 廢紙的減排效率為 8tCO2e/t，帶來 2050 元/t 的經濟效益，將進一步推動造 紙企業布局廢紙回收產業，降低原料成本。

2.4、 再生塑料：“禁塑令”推動行業步入快速發展期

近年來我國廢塑料回收量總體增速呈現放緩特征。2019 年我國廢塑料回收 量 1890 萬噸，同比增長 3.3%，增幅放緩。工業源廢塑料回收量由于全球經 濟增長放緩和中美貿易摩擦影響有所減少，生活源廢塑料回收得益于各地垃 圾分類和我國一次性塑料消費增長有所增加。

我國目前廢塑料主要處理方式填埋和焚燒，廢塑料回收比例較低。2019 年 我國產生塑料 6300 萬噸，其中回收量僅有 1890 萬噸，占比 30%，而填埋 量為 2016 萬噸，焚燒量 1953 萬噸，分別占比 32%，31%。可見我國廢塑 料回收有較大的發展空間。

“限廢令”政策對我國廢塑料進口產生較大沖擊。2018 年前，我國廢塑料進口 量雖然逐年有下降，但進口量仍保持在 500 萬噸以上，2017 年“禁止洋垃圾進 口”政策出臺后，2018 我國廢塑料的進口數量僅為 5 萬噸，同比下降 99.1%， 2019 年進口總量幾乎可忽略，同比下降 100%。

目前市場上的廢塑料主要有 6 種，根據王永耀在《聚乙烯、聚丙烯廢塑料回收利 用進展》中的研究成果，其中廢聚乙烯(PE)和廢聚丙烯(PP)占有相當大的 質量比重(約 74.2%)，加之具有回收價值高，耐老化性較好等特點，其回收 利用應該受到更多重視。

廢塑料的處置方案分為物理回收和化學回收兩種，化學降解是未來發展方向。填 埋處理、原形利用及簡單再生 3 種物理手段在實踐中已獲得諸多應用，相對比較 成熟，但存在回收限制較多，污染環境等缺點;而改性再生、熱分解、降解及熱 能回收等化學回收技術，可以有效回收熱固性塑料，提高回收價值，是未來廢塑 料處置和回收的發展方向。

隨著我國“限廢令”和“垃圾分類”政策的逐步出臺，我國廢塑料回收利用產業 鏈發生了較大變化，主要體現在上游回收階段和循環再生階段。上游回收階段來 看，傳統產業鏈主要通過拾荒者從居民手中回收廢塑料，篩選附加值較高塑料瓶 流入循環再生產業鏈，此種模式雖成本較低，利潤較高，但效率低下無法滿足國 內廢塑料的需求，需要大量進口國外廢塑料。垃圾分類政策出臺后，垃圾“獲得 權”轉移至小區或物業、政府或收運公司，渠道逐漸正規，提高了回收分揀效率。

從循環再生階段來看，傳統產業鏈的再生廠商只是對廢塑料進行簡單物理回收， 無法得到用于食物和醫療等高質量領域的再生塑料。但禁止進口洋垃圾后，巨大 的供需缺口也促使提高我國回收技術，增加化學回收，生產高質量塑料，提高了 廢塑料的利用率。

“禁塑令”政策落地，可降解塑料為塑料循環經濟提供了新循環渠道。國家發改 委等部門分別于 2020 年 1 月和 7 月發布了《關于進一步加強塑料污染治理的意 見》和《關于扎實推進塑料污染治理工作的通知》，分階段設立禁塑目標，要求 在 2025 年，完善塑料制品生產、流通、消費和回收處置等環節的管理制度，對 不可降解塑料逐漸禁止、限制使用，并要求各地在逐漸出臺升級實施方案。

可降解塑料打通了廢塑料到塑料原料的新循環，減少循環階段的二氧化碳排放。可降解塑料通過堆肥處理能夠轉化為肥料、二氧化碳和水，種植出含糖或淀粉的 作物后，通過發酵或者化工加工就又能轉化成用于生產高分子材料的有機分子， 進而形成可降解循環。化石原料通過生產可降解塑料進入可降解循環后不會產生 二氧化碳排放，可以有效減碳。

隨著我國“禁塑令”的政策落地，可降解塑料將進入快速增長期。2020 年不可 降解塑料生產能力占全球生物塑料生產能力的 41.9%，可降解塑料占比為 58.1%，根據 European Bioplastic 的預測，隨著各國禁塑限塑的趨嚴，可降解 塑料占比將在2025年達到63%。

目前可降解塑料中占比前三的是淀粉復合塑料、PLA 和 PBAT，其中淀粉屬于天 然材料，性能缺陷很大，使用范圍非常受限，難以大規模應用，而 PLA 具有獨 特的硬度與透明度性能，PBAT 在軟質材料中最具成本優勢，這兩種材料將成為 未來可降解塑料中成長最快的品種。

可降解塑料通過生物降解技術，在自然界光照、水分、微生物等環境因素作用下， 高分子碳鏈一次斷裂，最后斷裂成單碳，在有氧條件下轉化成二氧化碳，在無氧 條件下轉化成甲烷，重新進入自然界碳-氧循環。可降解塑料可以有效避免傳統 廢塑料處理方式填埋法產生的滲透液，焚燒法產生的多環芳香烴化合物、一氧化 碳等有害物質，減少對土壤和大氣污染。

根據《Plastic Recycling: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中的數據，每噸再生 塑料的生產過程需要 8-55GJ 的能量和 3.5KL 的水，產生 1.4tCO2;按廢塑料中 不同種塑料所占比例計算(假設 PET 占比 11%)，1t 普通塑料碳排放為： 2.1*27%+1.9*21%+2.0*18%+3.4*16%+1.9*7%+3.4*11%=2.377t;所以在再生 循環中，再生塑料的減排效率約為 0.98t CO2e/t(2.377-1.4)。

綜上所述:

(1)再生循環和可降解循環雙循環加持，構建廢塑料內循環體系刻不容緩。“限 廢令”出臺后，傳統低效率、低利用率的回收產業鏈不再滿足內需，需要探索新 的循環經濟產業鏈。對于產業鏈上游來說，居民應積極進行垃圾分類，政府加強 監管強度，不斷規范回收渠道，提高回收分揀效率;下游再生塑料廠商，注重技 術革新，采用化學回收等方法擴大可回收塑料范圍，提升再生塑料的核心利用價 值。隨著各省“禁塑令”政策落地，在減源頭的同時推動可降解塑料發展，為廢 塑料循環體系提供了新循環渠道，未來將逐漸成為主要循環渠道。

(2)“碳中和”背景下，我國廢塑料回收具有重要意義。目前我國 60%廢塑料 的處理方式是填埋和焚燒，這樣不僅會產生溫室氣體、大氣污染物、微塑料等， 還會污染土壤和地下水，對生態環境產生巨大影響。因此，在“碳中和”背景下， 改善塑料處理方式，除了每 1 噸再生塑料減排 0.977 噸 CO2 外，對我國生態環 境改善也有重大意義。

3、 渠道端：對抗熵增，明確承擔者+提升循環效率

3.1、 循環經濟的基本矛盾：繞不開的熵增與逆向成本

保障資源安全、爭奪產業鏈定價權、增加環保效益、提升社會治理是循環經濟的 三大重要意義。循環經濟的建立與兩大物理定律息息相關，其一是質量守恒定律， 其二是熱力學第二定律。質量守恒定律從理論上決定了廢棄物具有轉變為再生資 源的可能性，這是循環經濟得以發展的基石。但是，熱力學第二定律又告訴我們 能量轉換方向是單向的，是遵循熵增的，也就是說生產過程中產生的廢熱不能再 進入循環過程。因此，循環經濟存在一個基本矛盾：物質再生與能量損耗同時并 存的矛盾。

想要破解這個矛盾，就要在物質循環過程中不斷引入“負熵”來對抗能量損耗與 熵增。簡單來說，這部分“負熵”是指在廢棄物收集、分類、運輸、生產加工過 程中投入的能量;隨著物質循環的程度越來越高，投入能量也會越來越多，相應 的回收成本也就越高。

因此，從社會綜合成本的角度來看，逆向循環一般是提升成本的過程，這也是“熵 增”的具體體現，所以我們需要采取政策手段，降低這些成本，對抗“熵增”。 與任何經濟形式一樣，循環經濟也要將投入的成本納入考量范圍。只有當循環帶 來的收益大于因對抗熵增而引入的負熵成本時，循環經濟才有經濟學意義上的循 環能力和造血能力，逐步走向市場化。

目前，我國正在逐步建立正規化的回收體系，這將使得回收路徑更加正規、可控， 但制約這些“正規軍”的正是較高的回收成本。原有的“游擊隊”、小商販、二 手市場已經有了一定的根基，而且也是社會綜合成本最低的途徑;消費者的消費 習慣也有粘性，需要時間和政策去引導和改變。

垃圾分類：社會行為的自發過程之一——朝向成本較低方向

(1)對居民來說是垃圾分類是需要付出成本的。長期混合丟棄的垃圾如今需要 進行分類再依次放入對應的垃圾桶中，這使得居民付出的時間和勞動成本更大;

(2)對于小區內如廢紙、廢飲料瓶，拾荒者與流動商販幾乎包攬了所有的回收 渠道。拾荒者與流動商販對有價值的廢品的回收，遠比正規回收渠道的建立成本 要低;甚至推行垃圾分類后，很多小區物業把拾荒者雇傭過來作為垃圾分類管理 員，也側面說明拾荒者是成本的較低的選擇。

所以在無垃圾分類政策約束的階段，我們能夠親身感受到的小區形成的垃圾回收 生態是社會綜合成本最低的;而后的垃圾分類之所以較難推進，也正是在對抗這 種低成本。若想垃圾回收渠道正規化，政策約束是必要的手段，如懲罰措施、押 金返還制度，將規范和提升的社會衛生治理所需的成本增加，最終轉嫁給污染行 為發出者——居民，最終實現整體循環流程的打通。

日本在 2000 年提出建設循環型社會，提倡 3R(Reduce：減少排放，Reuse： 重新使用，Recycle：再循環利用)原則，目前已經初見成效。日本固廢處理推 行源頭減量、回收利用、能源利用、最終處置路線，垃圾分類和資源化利用成為 世界范圍內效率最高的國家之一。

日本的垃圾分類措施執行效果較好，原因在于：

(1)日本居民從小接受垃圾分類教育，素質和意識較高;

(2)日本配套垃圾收、儲、運及處置基礎設施相對完善;

(3)不嚴格執行垃圾分類或亂扔垃圾，將面臨巨額的罰款甚至刑罰。

垃圾處置過程中的前端繁瑣是為了給整個社會帶來便利，日本的各個地區還規定 了不同時間可以扔的垃圾種類。如日本靜岡縣長泉町，一周有兩次可以扔可燃垃 圾;每月分別有兩次可以扔不可燃垃圾、塑料瓶、有害垃圾或資源垃圾;每周三可以扔塑料垃圾;而家電回收需要消費者承擔金額包括運費，如電視機回收利用 費為 2700 日元。

整體上看，2000 年后隨著循環經濟制度的推行，疊加經濟周期和產業結構的不 斷變化，日本垃圾的總排放量、人均排放量均呈現減少趨勢，而垃圾處理設備周 期也和工業化、城鎮化及房地產周期密切相關。

德國強制每個居民分類丟棄垃圾，并制定了一套嚴格的處罰規定：罰單、提升垃 圾的費用、乃至被管理員趕出公寓等。德國垃圾分為五大類，分別是：有機垃圾、 輕型包裝、紙制品、玻璃制品以及其他生活垃圾等。德國通常會看到四個垃圾桶， 分別用于放置除了玻璃制品以外的四大類垃圾;而對大件垃圾、廢舊電器、危險 廢物等特殊垃圾則設有專門的回收點。

“押金返還”為市場機制，提升末端回收率。2003 年，德國政府頒布了《飲料 包裝押金規定》，對礦泉水瓶等包裝強制征收押金;當使用完畢后，帶著空瓶回 到商場時，將空瓶投進自動回收機，返還押金。小的飲料瓶和易拉罐押金是 25 歐分，大的飲料瓶是 50 歐分;對于可重復利用的瓶子，0.5L 以下的啤酒瓶為 0.08 歐元，軟飲料瓶押金為 0.15 歐元，一些易拉罐裝啤酒的押金為 0.15-0.50 歐元。制度推出后，效果較為明顯：德國的易拉罐、玻璃瓶、塑料瓶的安全回收 率非常高。(發改委經濟體制與研究管理所 賈彥鵬等，《探索押金返還制度， 推行生產者責任延伸》)

德國的主流固廢處理方式就是回收利用。前文所述的一系列相關政策推出后，德 國固廢的回收利用率從 1993 年的不足 30%增長到 2016 年的 66%，而且在 2009 年基本實現了垃圾零填埋。

二手市場：社會行為的自發過程之二 ——朝向利益最大的方向

汽車拆解：放開五大總成再制造政策前，黑車及零部件交易盛行

1980 年，為了節約資源，國家計委、國家經委、國家能源委和交通部、國家物 資總局遵照國務院指示精神，聯合下發《關于印發載重汽車更新試行辦法的通知》 文件，規定了汽車更新和回收手續，明確“回收部門接受舊車后，應及時解體作 廢鋼鐵處理，不得用舊零、拼裝汽車變賣。”這也就意味著汽車的五大總成：發 動機總成、方向機總成、變速器總成、前后橋、車架多半只能以廢品形式賣出。

在放開“五大總成”回收利用之前，以一輛普桑為例，其收購價格參照廢舊金屬 市場價格計價，正規企業回收價在 800 元左右。但非正規渠道上價格能開到 2000-3000 元，隨后無論是在小作坊非法拆解或是賣往農村等偏遠地區，都能賣 到 8000 元左右。

如果車輛報廢，則具有一定殘值的車主將一無所獲，而進入黑市流動渠道，雖然 該行為會影響交通安全性，但這是對車主利益最大的途徑，即便政策不允許，也 會有很多人鋌而走險，最后形成了二手車或零部件交易市場。因此，從政策角度， 若要渠道回歸正軌，五大總成再制造放開也是情理之中的。

電子產品回收：愛回收獲得及分配二手電子產品流通，實現較好利差

愛回收是國內領先的電子產品回收及以舊換新服務提供商。公司抓住了循環經濟 模式的關鍵——可回收物的物權，即愛回收從賣家手中購買回收產品，隨后在自 己的運營中心進行分類(高端、中端、低端、報廢)后決定各類產品的流向并獲 得收入。回收手機的價格是以手機的消費者認可的可銷售殘值來認定，通常價格 較低。

愛回收將分銷的二手商品定位為較為高端的商品，盈利可觀。我們可以發現，公 司對于 iphone、Macbook 等的購銷差價幾乎可以翻倍，如果除去人工、運費， 毛利率也會非常之高;而對于 vivo、oppo 等品牌中在我國銷量較大的中端機型， 小雞嚴選(愛回收旗下的二手手機直賣平臺)并沒有銷售這類機型，原因也可理 解：即附加低，回收一臺 9 成新的 vivo 的價格約在 400 元左右，如果再去以 1000元左右價格售賣，消費者對中、低端二手機的價格接受程度較差，盈利性也將打 折扣。那么，中、低端機的流向可能去哪里?三線以下的城市門店、出口或者維 修、零件商，如果是不可再利用的商品則用于拆解提煉有價值的材料。

從電子電器產品二手市場看：相對高端電子產品附加值高，低端電子產品或者家 用電器產品附加值低，且消費市場中不同人群的消費水平差異大;因此高端電子 產品在二手市場可以獲得更好的利潤，也有助于循環經濟模式的建立以及渠道的 整合。

為了改變這種資源利用效率相對偏低的經濟模式，打破現有過程，技術進步是根本，從渠道端，我們可以通過政策約束來實現：

(1)明確承擔者：回收成本內部化，實現循環利差;

(2)提升循環效率：園區內循環與循環產業集群化。

3.2、明確承擔者：回收成本內部化，實現循環利差

若要打破現有經濟格局，建立完善的循環經濟體系，政策手段必不可少，其核心作用就是要將之前的成本受益格局打破，或將增加的成本進行分擔。

在循環經濟中，回收成本內部化意味著對生產者和消費者的雙向約束。一方面， 原生產品制造企業相當于拿出一部分利潤給回收企業，切實履行 EPR;另一方 面，消費者在購買這些產品時便為自己將來丟棄垃圾的行為“買單”，使得亂扔 垃圾卻免受處罰的問題得以緩解。

同時，產業鏈將由政府政策驅動轉為市場驅動，為循環經濟參與者提供新的發展 思路。

EPR(生產者責任延伸)

電池回收：電動車后市場前景廣闊，構成鋰電循環閉環

對于動力電池，2015 年 9 月，《電動汽車動力蓄電池回收利用技術政策(2015 年版)》要求落實生產者責任延伸制度，電動汽車生產企業應承擔電動汽車廢舊 動力蓄電池回收利用的主要責任，動力蓄電池生產企業應承擔電動汽車生產企業 售后服務體系之外的廢舊動力蓄電池回收利用的主要責任，梯級利用電池生產企 業應承擔梯級利用電池回收利用的主要責任，報廢汽車回收拆解企業應負責回收 報廢汽車上的動力蓄電池。

對于鉛蓄電池，2016 年 12 月《生產者責任延伸制度推行方案》要求引導鉛酸 蓄電池生產企業建立產品全生命周期追溯系統，采取自主回收、聯合回收或委托 回收模式，通過生產企業自有銷售渠道或專業企業在消費末端建立的網絡回收鉛 酸蓄電池，支持采用“以舊換新”等方式提高回收率。

通過 EPR 模式，車企或者相關企業有責任對動力電池進行回收。未來，電池產業鏈上下游的合作是未來必然趨勢。

1)責任角度：無論是生產者責任延伸制度的建立還是環保成本內部化的必然要 求，位于消費終端的車企對所銷售的電動車有義務開展相關工作，也是最直接與 消費者對接的環節，其優勢在渠道，但其劣勢在于再利用和材料制造能力。因此， 車企與電池企業的合作是重要趨勢。

2)方法角度：低速車、家用儲能等是梯次利用重要去向，而三元前軀體、正極 制備則是其材料回收后的重要去向，因此，回收企業與下游應用企業的合作也是 重要趨勢。

3)經濟性角度：經濟性是推動回收利用市場興起的核心要素，此前電池企業因 資源約束和上游價格問題，通常采用向上游縱向拓展手段，而鋰電回收市場發展 起來后，可以起到降本作用，因此材料制造企業、電池企業均有動力進行相關業 務的拓展。

目前，我國電池產業鏈間的合作已在許多龍頭企業中有所展現。從開始的動力電 池企業、材料企業、相關再生利用企業合作，越來越多的車企也將隨著梯次利用 市場的打開而參與“合作聯盟”的模式。

未來，鋰電、儲能企業將成為梯次利用、材料再利用的關鍵環節，材料企業將成為動力電池材料回收、體量的關鍵。根據國內現有的商業模式主導企業性質的不 同，我國動力電池回收市場催生出動力電池企業回收商業模式、鋰電材料企業回 收商業模式與梯次利用商業模式。

1)動力電池企業回收模式，提高原料的上游 議價能力，降低電池成本，國內代表性的企業有寧德時代、比亞迪、國軒高科等。

2)鋰電材料企業回收模式，回收關鍵金屬資源，形成產業閉環與降本空間。許多三元前驅體企業均在動力電池回收領域有所布局，如格林美、邦普循環(寧德 時代子公司)、華友鈷業、廈門鎢業控股的贛州豪鵬、中偉股份、贛鋒鋰業等。

3)梯次利用商業模式，如中國鐵塔等。

電器電子廢棄物回收：補貼難以覆蓋拆解回收成本，EPR 迫在眉睫

2010 年 1 月《廢棄電器電子產品處理目錄(第一批)》開始實施，電視機、 電冰箱、洗衣機、房間空調器和微型計算機進入首批目錄統稱為“四機一腦”。 隨后，目錄產品擴張至吸油煙機、電熱水器等。 受政策驅動，電器電子廢棄物回收拆解行業共經歷三個階段：起步、發展、規范。

起步期：市場上僅有約 20 家企業，且規模偏小。

發展期：2009 年 6 月家電以舊換新政策發布，采用補貼消費者、回收機構、處 理企業的方式，促進消費者購買家電并交投廢舊家電，從而起到促進家電行業發 展、拉動內需的效果。歷時 2 年多，共回收“四機一腦”9528 萬臺，對電子廢 棄物行業影響深遠。

規范期：以舊換新之后，2012 年 7 月《廢棄電器電子產品處理基金征收使 用 管理辦法》開始實施，采用責任延伸制原則，通過向家電生產商、進口商征收處 理費用，并補貼處理企業，以推進電器電子廢棄物處理行業的長效發展。

2012 年以來行業處于基金補貼期，即向家電生產商、進口商征收處理費用，并 將其補貼相關處理企業。但由于費用整體水平較低，同時政府補貼拖欠嚴重，并 未實現拆解回收成本的完全覆蓋，導致相關企業生存較難。

目前行業發展主要面臨三個問題：

1)渠道的不規范化：流向非正規企業較多

約 50%的廢棄電子物流入非正規企業，歸根結底還是回收渠道的問題。目前正 規回收處理企業的電子廢棄物來源有三類：直接從消費者手中回收、從生產商或 經銷商手中回收、從小販手中回收。其中，走街串巷的小商販掌握了 80%的廢 棄物來源，他們中有些賣給正規企業，大部分卻賣給了非法小作坊或者二手市場， 帶來環境污染危害與安全隱患。前端回收環節依賴小商小販，“正規軍”參與度 不高是電子廢棄物流入非法渠道的根源。

2)處理基金資金短缺、補貼發放周期長

廢棄電器電子產品處理基金赤字嚴重，煩瑣長期的處理基金發放過程顯著降低了 補貼的使用效率，企業申報后需經省級環保主管部門審核并上報環保部，環保部 核實后提交財政部，最后由財政部支付資金，有些企業在申報一、兩年之后都沒 有拿到補貼。資金短缺與補貼發放滯緩導致許多企業被迫縮減產量或者對外尋求 貸款。

面對這些困境，規模較大的企業尚且具有一定的抗壓能力，但中國年規劃處理能 力低于 50 萬臺的企業占比接近 50%，對于這部分企業，補貼資金缺位影響到現 金流，長期會導致企業無法持續經營。

3)EPR 制度亟待完善落實

中國已經在部分電器電子產品領域探索實行生產者責任延伸制度，引導生產企業 深入開展生態設計，優先應用再生原料，積極參與廢棄電器電子產品回收和資源 化利用。雖然取得了一些成就，但生產者責任延伸制度在中國發展還很落后。

從人均電子廢棄物回收量看，中國的回收效果遠低于德國、荷蘭。“他山之石， 可以攻玉”，我們研究了德國與荷蘭的電子廢棄物回收體系與 EPR 制度，借鑒 國外先進經驗，為中國 EPR 制度的完善提供一些啟示。

汽車拆解：推行 EPR 及放開五大總成再制造有利于渠道正規化

報廢汽車可以提供鋼鐵、有色金屬、貴金屬、塑料、橡膠等再生資源。汽車拆解 產業鏈以拆解環節為中心，向上游延伸至報廢車的回收、拍賣，向下游延伸至零 部件的再生、金屬與非金屬材料的再利用，對保護環境、節約資源、推動循環經 濟具有重大意義。

2019 年 1 月國務院通過了《報廢機動車回收管理辦法(修訂草案)》，允許將 具備再制造條件的報廢車“五大總成”出售也給再制造企業，并對回收、拆解等 規定了更嚴格的環保要求。這有利于高殘值汽車回收渠道的建立。

五大總成放開前，企業只能將廢棄機動車當廢金屬賣，而且相關的補貼也是補貼 給個人而非拆解企業，這些導致拆解企業利潤空間較小，事權被非正規渠道把握。 五大總成放開之后，企業能直接將高品質的報廢零部件進行再制造，提高了盈利 空間，可以用更高的價格從居民手中收車，從小作坊、小商販手中爭得回收事權， 形成良性循環。而且從正規渠道回收、再制造的產品往往品質與環境友好性都較 高，有利于減少廢棄物不當處置造成的負外部性。

同時在 EPR 的規范下，汽車制造商有責任與義務對原本廢棄的低殘值汽車進行 回收。2017 年國務院印發《生產者責任延伸制度推行方案》，明確汽車生產企 業的責任延伸評價標準，鼓勵生產企業利用售后服務網絡與符合條件的拆解企 業、再制造企業合作建立逆向回收利用體系。那些原本積壓的低殘值車也在企業 回收的范圍之內。

垃圾處理收費：消費者/排污者承擔回收及處理成本

自 2019 年 7 月 1 日上海市正式率先啟動垃圾分類以來，全國包含北上廣深在內 的 46 個重點城市逐步啟動了垃圾分類制度，居民在扔垃圾時要參照所在地區的 標準分開丟棄。與之前偏鼓勵性質的分類口號有所不同，本輪垃圾分類多采取地 方立法的方式保障實施效力，拒不分類者可能面臨一定數額的懲罰。

我國的生活垃圾處理收費制度正逐步建立建全，這有望引導居民適應新生活方 式，促進循環經濟行業進一步發展。2020 年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了《中華人民 共和國固體廢物污染環境防治法》的修正案，其中很重要的一個內容就是縣級以 上地方人民政府應當按照產生者付費原則，建立生活垃圾處理收費制度。今年的 5 月 12 日，國家稅務總局、財政部等 5 部門發布公告，自 2021 年 7 月 1 日起 將城鎮垃圾處理費劃歸稅務部門征管，未按時繳納的稅務部門會由涉稅渠道進行追繳。

政府可以適度開展垃圾收費制度。本著“多產生垃圾者多付費”的原則，政策端 引導居民養成積極分類、提高產品利用率的習慣。與直接將回收成本嵌入產品價 格不同的是，收取垃圾處理費是在居民消費后進行的末端約束。

雖然早在 2002 年我國就建立了生活垃圾處理收費制度，但由于收費制度的基礎 不夠牢固，制度的強制性和規范性也有較大不足，其實施效果并不理想，制度擱 淺。近幾年，隨著我國國民素質的提升和相關垃圾收運設備的規模化，垃圾分類 制度的可行性得到提升。同時，碳達峰、碳中和的約束也要求居民形成更綠色可 持續的生活方式。在此基礎上，2020 年垃圾收費制度以立法形式強化，2021 年 以涉稅渠道推動落實，體現了我國推進垃圾收費制度的決心。

如果垃圾分類處理收費制度可以成功在我國全面推廣，一方面可以有效地減少政 府的財政支出負擔，優化投資結構，另一方面將把行業的發展模式從原先的政策 驅動轉變為真正的市場驅動，進一步推動循環經濟的發展。

城市礦產：EPR 和垃圾處理收費的有機結合

“城市礦產”是指工業化和城鎮化過程產生和蘊藏在廢舊機電設備、電線電纜、 通訊工具、汽車、家電、電子產品、金屬和塑料包裝物以及廢料中，可循環利用 的鋼鐵、有色金屬、稀貴金屬、塑料、橡膠等資源，其利用量相當于原生礦產資 源。而要利用好這些資源，生產者和消費者都需要付出努力。具體而言，前面所 提的生產者責任延伸制度(EPR)和生活垃圾分類(含收費制度)將成為重要的 政策抓手。

前者主要是落實國務院將生產者的責任從產品生產延長到自主、聯合或委托回收 的相關要求，約束企業只顧生產不顧環境的通病，倒逼企業以回收或繳費的形式 履行好應盡的社會責任;后者既要求消費者養成良好的習慣，同時也要求建立健 全包含回收站點、分揀中心和集散市場在內的正規回收渠道，提高回收垃圾的質量。

3.3、 提升循環效率：園區內循環與循環產業集群化

近年來，隨著我國大力發展高新技術，分布在全國各地的各類工業園區在數量和 規模上不斷擴大。解蕾等《基于物質流和能量流分析的典型工業園區循環經濟發 展評價》指出，截至 2019 年我國省級以上工業園區 2000 多家，80%以上工業 企業進入園區，園區經濟總量占全國 GDP 的 60%以上。考慮到其巨大的經濟體 量和產出總值，對工業園區進行循環經濟改造就顯得格外重要。

(1)內部循環，副產品也不浪費

園區循環主要是物料的循環。物料循環類似自然界的食物鏈，上游工藝或其它流 程中產生的廢棄物與副產品可以成為為下游工藝或流程的生產原料，形成網狀鏈 發展，這在化工園區中尤其常見。

以上海化學工業園區為例。在園區內，天原公司的燒堿和聚氯乙烯裝置中電解產 生的氯氣，首先用于 MDI/TDI 生產，與此同時將副產物氯化氫回流至天原公司， 與賽科公司生產的乙烯反應制備二氯乙烷。在這樣一個一體化生產鏈中，“一份 氯，打了兩份工”。

(2)就地循環，統一管理

工業園區的企業相隔較近，相較于消費-丟棄-回收的流程，在園區內部循環里上 游企業產生的廢料、副產品無需經過長途的運輸和流通便可快捷地到達下游制造 廠商。同時，通過基礎設施、能源供應的統一規劃與集中調度，可以減少企業“各 自為政”帶來的浪費。

福建漳平工業園區在 2006 年由國家發改委批準升格為省級工業園區。2004 年 以來，園區不斷拓展延伸，逐漸形成了鋼鐵產業園、登榜產業園、新材料產業園、 富山產業園等四大產業園區，各產業園區位鄰近。

漳平工業園區在 2019 年被評為福建省級循環經濟園區。通過集中供熱、加強污 水處理廠基礎設施建設、資源循環綜合利用、完善循環經濟產業鏈等措施，循環 化改造和綠色園區創建工作有序鋪開，減少了園區內部的污染物排放量。

(3)循環產業集群化，推動資源回收

不同于產業園區循環更側重于園區內部再利用的理念，產業集群化發展更強調生 產-消費的聯動，形成從前端回收到后端再利用的循環體系，綜合調動 EPR 和垃 圾分類回收。以下以浙富控股子公司申聯環保的“一體多翼”模式為例。

申聯環保公司的產業集群循環化發展水平較高，形成了“一體多翼”的商業模式。 其以前端從事危廢收集、貯存及無害化處理的申能環保、泰興申聯、蘭溪自立、 安徽杭富、無錫瑞祺等多家公司為“翼”，以后端具備資源深加工能力的江西自 立為“體”，形成橫向發展與縱深延伸有機結合的發展戰略，形成了獨特的全產 業鏈布局。

面對大量的城市礦產，申聯環保這套“收集-貯存-無害化處理-資源深加工”的產 業鏈可以完善地調動生產與消費兩側，助力實現廢棄物資源化和再利用。

關鍵詞： 循環 經濟 產業 深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