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ESG報告的“發布季”，一種被稱為“影響力報告（Impact report）”的相似品荷尖初露。去年曾是Tesla用來“硬剛”現有ESG評級體系的翻桌之作，最近得到了IBM、Nike等國際品牌的群起效之。

“這些企業在通過‘影響力報告’塑造自身可以成為‘可持續發展解決方案提供商’的積極形象。”商道融綠董事長郭沛源觀察道。

ESG同樣包含了投資者對企業在環境、社會責任和公司治理三個維度的正面期待，ESG高分似乎也理所當然地等同于對企業積極影響力的認可，于是市場有觀點認為這更像是一種概念游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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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觀點認為，由于ESG評估的核心方法是推崇“不作惡”，所以相比強調積極影響，更傾向于對負面風險的管理，也就是對“過而改之”的企業給予更多的鼓勵，所以影響力報告或許會漸漸成為一些企業的首選。

在ESG報告尚且群魔亂舞的當下，談論“影響力報告”是否有必要、有可能成為企業信披的主流選項為時尚早，但有一個趨勢值得關注：影響力投資（Impact investment）已經開始在高凈值人士圈層中流行。

ESG投資VS影響力投資

根據全球影響力投資網絡（GIIN）的定義，影響力投資是“主動創造積極的、可衡量的社會和環境影響以及財務回報的投資行為”。

“你可以理解成ESG投資包含了影響力投資，但是開展影響力投資的難度會比ESG投資要高。”熟悉影響力投資的機構分析師姚嘉駿對華爾街見聞解釋，“ESG投資指的是投資決策中考慮被投資產的環境、社會以及公司治理因素，主要是為了規避投資風險，從這個維度來說，大部分金融機構都會開展ESG投資，因為投資過程中多多少少會考慮董事會建設、企業反貪污等情況。”

在他看來，影響力投資的投資目的就是為了創造正面的環境或社會效應，所以要被定義為影響力投資的門檻高得多。“比如減碳、修復環境、創造就業等，這種投資實踐做的人相對少，畢竟多數金融機構的目標還是為了投資回報。”

據華爾街見聞了解，歐盟的可持續金融披露條例（SDR）就將基金分為三種，一是完全沒有考慮可持續因素，稱為普通基金，一種是將某些可持續因素納入考量，稱為ESG基金，而能被稱為“影響力基金”的條件則是需要在基金說明書中明確提及投資目標是創造環境或者社會積極影響力。

“實操中，金融機構是很難夠上影響力投資的定義的，相比之下，慈善家、高凈值人士的捐贈項目所做的投資其實在邏輯上更自洽一些。”姚嘉駿對華爾街見聞表示。

慈善和投資一直被認為是兩個不同的專業——一個支持社會變革，另一個爭取經濟收益。將這兩者整合在一起，即在行善的同時實現財務回報，大多數慈善家和投資人都曾經認為這樣的想法是不切實際的。然而，影響力投資尋求在實現財務回報的同時產生社會或環境效益，逐漸成為一個對投資者和慈善家來說很有前景的工具。

數據也支撐這種觀點。影響力投資的概念由美國洛克菲勒基金會于2007年提出后，迅速獲得了全球頂尖基金會、金融、家族辦公室和商業機構的支持和實踐。根據GIIN統計的最新數據，截止至2021年底，全球共有3349家企業管理的1.164萬億美金（約8萬億人民幣）資產用于開展影響力投資，相較于2019年開展影響力投資的機構數量（1720家）以及管理規模（約7150億美金）而言，其漲幅分別為94.7%以及62.8%。

據悉，GIIN很早就開發了一套指標目錄IRIS，即影響力報告和投資標準，包含了組織描述、產品描述、財務績效、運營影響力、產品影響力等方面的700多個細分指標，每個指標可以對照到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

資本社會效應

根據洛克菲勒慈善咨詢機構發布的信息，在美國，慈善事業規模約為3900億美元，政府支出為3.9萬億美元，資本市場（所有債權和股權投資）總規模共為65萬億美元。在全球范圍內，總投資估計為300萬億美元。因此，全球資本市場只要有1%的資金轉向影響力投資—或是對社會有益的投資，就可以彌補實現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SDGs）所需資金中約2.5萬億美元的年度缺口。這意味著利用資本市場可以帶來巨大的社會效益。

如果說傳統投資僅追求財務回報，傳統慈善僅考慮影響力，那么影響力投資就是在光譜兩端之間尋找的平衡點。一個主要受社會影響驅使的投資者可能會為慈善機構提供低息貸款或可回收資助。在另一端，主要受財務回報驅動的投資者則可能會對一家遵循ESG的上市公司進行股權投資。

例如美國的私人基金會不僅可以通過每年數額需達到總資產5%的捐贈造福社會，還可以通過其余95%的用作投資的基金會資產造福社會。美國基金會每年的撥款總額為600億美元，而持有的資產總額為8650億美元。

同樣已經有一批金融機構探索在國內環境下開展影響力投資的實踐，引用第一財經研究院發布的《資本的血液——中國影響力投資報告2022》提到的案例，關注影響力投資的禹閎團隊投資了強英鴨業集團，支持該公司在皖北的國家級貧困地區先后建設5個基地，在碭山、蕭縣、泗縣、蒙城和利辛采用“公司+農戶”的合作生產模式，在2018年實現銷售收入逾36億元，并且創造平等就業崗位8250個，其中60%為女性員工。在投資回報率上，禹閎2013年原始投資的1.1億近期已成功退出并獲得一定財務回報率。

早期劍橋聯合基金和GIIN的一份報告顯示，1998年至2004年期間推出的影響力投資基金，其大部分投資已經完成（贖回現金），其表現優于可比基金。

機遇和挑戰

一個值得關注的點在于，國內高凈值人士對慈善的參與熱情正在逐年增高，或許會成為影響力投資的土壤。招商銀行聯合北京師范大學中國公益研究院發布《2023中國高凈值人士慈善調研報告》，發現約80%的高凈值人士參與過慈善,其中包括幫助陌生人（95.2%）、向慈善機構捐款（91.7%）以及參加志愿服務（59.9%）。

在慈善議題方面，捐贈千萬以上的捐贈人傾向于扶貧和濟困項目（65.2%），隨后是教育、科學、文化（55.1%）；而非大額捐贈人則更加重視扶老、救孤、恤病等議題（53%）；在開展慈善活動方面，大額捐贈人傾向于通過專業慈善機構行善（63.2%），其次是直接幫助有困難的人或群體（51.5%）和企業履行社會責任（42.6%）。

根據美國數據咨詢機構Altrata在2022年底發布的 《全球超高凈值人士慈善趨勢》報告，該報告將凈資產高達3000萬美金（約2.06億人民幣）的人士定義為超高凈值人士（UHNWIs）。盡管在2021年度這類人士僅占全球百萬富翁數量的1.1%，但是卻貢獻了全球24%（約1957億美金，約13453.98億人民幣）的慈善捐贈。

在投資領域方面，27.1%的超高凈值人士愿意將資金投入教育領域，其次是藝術和文化（19.1%）、社會服務（14.3%）以及醫療健康研究（12.5%）。

隨著慈善意愿增強和慈善形式的專業化趨勢，影響力投資有可能會成為重要選項之一。社會企業家，科技和互聯性已經在重新定義改善人民生活的潛能，影響力投資似乎是將市場力量和行善熱心連接起來的一個理想的載體。

不過，影響力投資者在尋找既能滿足他們的投資標準又能滿足他們的慈善目標的交易時可能會感到受挫。一旦進行了投資，要找到一個有吸引力的退出策略也可能會有難度。例如，直到 2017 年初才首次有共益企業（benefit corporation）實現了首次公開募股。而在國際層面，如果所投資的市場受到其政府的貨幣管制，則變現可能會更加復雜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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