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觀點：

(資料圖片)

1、過去40年那種全球化的模式，全球統一大市場，金融自由化，一切以效率、以經濟成本為導向的一個模式，現在在發生變化。

2、逆全球化實際上是一個漸進或深化的過程，從早期的貿易保護主義到后面超越經濟層面、政治層面的因素。

逆全球化帶來重新的調整，尤其是因為地緣政治沖突所帶來的逆全球化給全球的經濟帶來很大不確定性。

對于中國經濟在全球產業鏈的地位，大國規模還是非常重要的因素。

3、推進中國未來經濟的競爭力，尤其是創新，現在一定要重視消費。

在知識型經濟、創新經濟時代，消費的角色，和投資比不能說更加重要，但最起碼不能忽視，不能把消費看成是簡單的資源消費。

4、新的形勢之下，人口結構變化，城市化放慢，不像過去快速發展的階段，再結合逆全球化，對過去所謂的出口導向型企業確實帶來競爭壓力。

這個不是今天出現的，實際上過去十幾年已經很明顯。但如果從結果來說，它不一定是個壞事情。

5、綠色轉型本質上是制造業問題，這個對全球的產業鏈、全球經濟未來的發展都有非常重要的含義。

我們能不能維持這個制造業優勢？實際上我們有一個很根本性的優勢，就是規模優勢。

6、（出口）三大件可能會對其他國家產生一定影響，我們要未雨綢繆，跟別人更好合作，實現共贏。

點擊觀看對話回放

8月23日， 在華爾街見聞創制，中信出版集團、中金公司、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聯合呈現的「大國產業鏈」系列對話中，中金公司首席經濟學家、研究部負責人、中金研究院院長彭文生和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院長白重恩分享了對新格局下宏觀與產業趨勢看法。

以下是華爾街見聞整理的他們對話的精彩內容：

過去40年的全球化模式正發生變化

華爾街見聞周宏：我們今天來討論一個非常有意思的話題，叫做大國產業鏈，這是一個大家關注且影響深遠的話題，請彭總分享下關于產業鏈的認知和信息。

彭文生：新冠疫情對全球產業鏈造成了很大的沖擊，雖然現在似乎恢復正常，但是過去幾年是讓我們對很多過去的問題重新思考的一個很大的沖擊。

同時我們在技術層面有一個重要的發展——數字經濟，也是越來越受到大家的重視。大家可能都聽到數字產業化的一些表述，顯示了數字經濟發展對產業還有重要的影響。

另外一個就是全球經濟正在經歷的一個重要轉型——綠色轉型，對全球產業鏈也有重大的影響。這是從技術和經濟基本面的角度來講。

還有另外一個重要影響因素是過去40年的全球化，現在面臨所謂的逆全球化，當然逆全球化表述有些爭議，有些人可能不太同意這種說法，但是不管怎么樣，過去40年那種全球化的模式，全球統一大市場，金融自由化，一切以效率以經濟成本為導向的一個模式，現在在發生變化。

逆全球化不斷深化，從經濟層面到政治層面

華爾街見聞周宏：過去40年中，全球范圍內推動經濟市場化和金融自由化的政策主導了全球產業鏈的擴張，這一趨勢在受到逆全球化影響后，會出現怎樣的變化和趨勢？

彭文生：回顧過去40年的全球化，我覺得有兩本西方人寫的書值得重視：一是美國政治學者福山在80年代末寫的《歷史的終結》。

歷史的終結是什么意思？過去人類的歷史往往被認為是政治，甚至是暴力、戰爭等不好的因素來決定資源的配置。福山說，過去的歷史翻過了，我們現在進入一個新的世界，新的世界是什么？是自由，是市場經濟來配置資源。

另外一本是《世界是平的》。過去世界上空間的距離不僅體現在運輸，還體現在每個國家的政治制度、文化、價值，還有其他各種因素的限制。

全球實際上不是一個大市場，它在空間上有距離。這本書講的是空間上的距離沒了或者大大縮小，現在就是一個全球的大市場，在這個大市場里我們進行經濟活動。這樣的全球化是以經濟效益成本最小化、效率最大化為導向。

這樣的狀況，現在遇到兩個方面挑戰：

美國次貸危機、全球金融危機以后已經開始，到特朗普時代就更加突出的是貿易保護主義。這種逆全球化是一個經濟層面的不公平。

到后面的逆全球化，在過去幾年體現為更多的是安全層面，安全層面又有兩個維度。

一個是新冠疫情帶來的影響，比如擔心因為新冠的沖擊，東西都是進口，到時候因為疫情，國外的生產可能停頓下來，跟不上了。這個級別是穩定或者安全。

另外一個影響更深遠的是地緣政治層面的安全，我的商品供應可能來自于和我們不友好的國家或政治上的競爭對手，就會擔心不穩定、不安全。

所以逆全球化實際上是一個漸進或深化的過程，從早期的貿易保護主義到后面超越經濟層面、政治層面的因素。

現在超越經濟的或非經濟因素的競爭，這和過去 40年我們所熟悉的全球化很不一樣。

逆全球化帶來重新調整

華爾街見聞周宏：在逆全球化的背景下，您認為中國的產業結構和產業鏈布局發生了哪些變化？

彭文生：從宏觀角度講，兩個方面的驅動因素。

一個維度是縱向的，全球價值鏈有上中下游。

中國和印度處在全球價值鏈的中下游，或者下游偏多一點，中國現在強調能源安全、糧食安全，從自然稟賦的角度看，我們在下游的位置，必須要搞自主創新。

另外一個維度是橫向的，現在有些西方國家講的去中心化。

所謂去中心化，就是把部分產能移到它本土，或者它認為較友好的國家。

我們的產能，雖然技術不那么復雜，過去規模經濟的優勢使得產能在中國較多，現在都面臨這些問題。這是橫向維度，我們面臨的挑戰。

長遠來講，如果超越全球人類統一大市場的角度，從國家之間競爭的角度，可能也不一定是壞事情。一個國家資源有限，你不可能什么都做，不可能既做技術創新，也做中端、低端制造業，你只有那么多人和資源，所以逆全球化帶來重新的調整。

白重恩：逆全球化，尤其是因為地緣政治沖突、地緣政治考慮所帶來的逆全球化給全球的經濟帶來很大不確定性。

我們企業做投資時，不確定性是特別重要的因素，對全球企業都會帶來這樣的問題。這個不確定性會對全球經濟產生負面影響，對中國宏觀經濟影響也會很大。

另外，我們現在補短板很重要，但是也希望不能過度地強調補短板，有的時候這種安全是一個很動態的東西。

如果你把所有資源都用來強調補短板，而不去做探索式的創新，那么未來別人在做探索式新創新，新的短板又出來了，我們又要去補短板，總是跟著別人后面追。

所以要有一定的平衡，一方面在補短板方面要做出努力，另一方面要為探索性創新留下充分的空間，未來發展是靠后面這一塊。前面這一塊是解決當下遇到的問題，而未來的發展是靠后面這一塊。

推動中國未來的競爭力靠什么？擴大消費，促創新

華爾街見聞周宏：中國經濟的需求特點和結構對中國在全球產業鏈歷史和未來的位置有什么影響？

彭文生：中國經濟在全球產業鏈的地位，大國規模還是非常重要的因素。

規模經濟是經濟學最經典的一個概念，亞當斯密在《國富論》里講分工，其實分工和貿易就是實現規模經濟的載體。

過去大家較多重視中國供給側的、生產端的規模經濟，這個很直觀。比如一年生產10萬輛車和一年生產100萬輛車，固定成本的分攤是不一樣的，生產100萬輛車的單位成本就是低。

這也是為什么在技術非障礙的前提下，幾乎所有東西在中國生產就是比其他國家便宜。不是因為中國勞動力便宜，我們已經過了那個階段，而是因為中國的規模經濟。

我們思考未來經濟發展，還要重視需求端的大市場。人的欲望從某種意義上講是無限的，這種欲望驅動創新，而人的欲望又是多元化，人口越多，消費需求越多元化，才越促進創新。

凱恩斯1930年寫了一篇經典的文章，提到子孫后代的經濟和生活水平，他有兩個重要預測：一個是效率大幅提升，另外一個是因為效率大幅提升，人們可以更多享受休閑的生活，每周只要工作兩三天。第一個預測符合現實，第二個預測沒有實現。為什么沒有實現？因為人的欲望是無限的。

需求側，大國的或人口眾多所帶來的多元消費需求是驅動創新的最根本動力。生產端的規模經濟最終還是來自于需求端（人口、消費能力），從這個意義上講，推進中國未來經濟的競爭力，尤其是創新，現在一定要重視消費。

在知識型經濟、創新經濟時代，消費的角色，和投資比不能說更加重要，但最起碼不能忽視，不能把消費看成是簡單的資源消費。

新形勢下，中國未來的競爭力來自于什么？就是通過政策支持促進中國的消費規模，讓老百姓能夠有支付能力去消費，消費市場的擴大以及多元化是促進創新的根本來源。

白重恩：創新可以有推動，我有什么技術推動創新，也可以有拉動，我有什么需求推動創新。兩邊都很重要，拉動非常重要。

從推動角度上來說，要想好我們有什么重要特色。在創新方面，從 0 到1是重要的創新，我們現在還不占特別大的優勢，未來希望更多；從 1 到 n 也是創新，把一個原始的想法變成產品，再把產品更加高效的生產，生產的質量更好，生產工藝不斷地改善，需要很多很多創新。

中國的企業，我們的資源稟賦，就是受到較好教育的工程師很多，全世界最多。這些人可以為我們這種從1到n的創新提供特別大的支持，中國在這方面有非常獨特的優勢。

出口導向型企業雖有壓力，但未必是壞事

華爾街見聞周宏：中國出口導向型的企業在全球產業界價值鏈的參與中會受到什么挑戰？它可能有什么樣的取向幫助它更好的度過這個挑戰？

彭文生：出口導向型企業有一定過去經濟發展的路徑依賴或者歷史的原因。比如過去人口規模紅利階段，大量的剩余勞動力從農村轉向城市，城市化過程中，我們本身儲蓄率高，意味著我們產品就是要出口，自己消費不足。

新的形勢之下，人口結構變化，城市化放慢，不像過去快速發展的階段，再結合逆全球化，對過去所謂的出口導向型企業確實帶來競爭壓力。

這個不是今天（才出現），實際上過去十幾年已經很明顯。

但如果從結果來說，它不一定是個壞事情。它反映了我們現在出口占經濟的比重下降，可能是經濟本身更深層次的基本面因素（人口、城市化）和其他因素所決定的。這是從事后看，它不一定是個壞事情。

但是從事前看，不是光看結果，而是看經濟的對外開放度。我們的企業是不是參與全球市場的競爭，從這個角度講，它又非常重要。

參與全球市場競爭對提高效率、促進創新非常有幫助。為什么這樣講？

比如一個經典的事實：新興市場國家成功地實現經濟騰飛，往往都是體現為什么？制造業體現為出口。

制造業出口，參與全球市場競爭，必須靠質量、靠降低成本、靠提高效率，才能贏得市場。靠壟斷、靠尋租、靠權力尋租，靠其他的，那必然就會損害在國際市場的競爭力。

比如房地產行業過度擴張，因為它天然是一個壟斷的行業，不利于效率提升。

還有一些國家叫資源詛咒，實際上不利于經濟發展，為什么？因為資源往往帶有壟斷屬性，是政府給你牌照，這個牌照的獲得可能不是市場充分競爭的結果。

從這個意義上講，我們維持一個更高水平的對外開放，或者維持一個充分競爭的市場環境，對我們未來發展非常重要。

白重恩：我們企業全球化的能力還需要加強。企業到了一個新的地方，有它的政治、社會、經濟、文化環境，能不能適應好？這是中國企業需要補的重要一課。

我們現在需要走出去，繞過各種各樣的障礙，但是否有能力這樣去做，這是我想說的一個方面。

另外，我們體量大。當我們在某個產業做得很好時，出去對全球的沖擊會很大。過去我們已經有這樣的情況，未來仍然會有這樣的情況。

現在出口還很順的企業，要考慮，比如現在所謂的新三件——新能源汽車、電池、太陽能電池——出口增長很快，生產能力又這么強，會不會給出口目的地國家帶來比較大的沖擊，從而產生反彈？這是我們需要考慮的問題。

綠色轉型本質是制造業問題，中國要發揮最根本優勢

華爾街見聞周宏：ESG和綠色轉型對中國經濟未來和全球產業鏈的地位，有何影響？能起什么作用？

彭文生：可以從兩個視角來看，一個是從結果來講，一個是什么樣的政策來促進這個結果的實現。

從結果來講，所謂綠色轉型實際上就是要從傳統的化石能源轉化為可再生能源，或者叫清潔能源。

那什么是可再生能源和清潔能源？氮，氧，風已經存在，關鍵是我們通過什么樣的設備和技術，把它有效的、低成本的利用起來。

從這個意義上講，綠色轉型本質上是制造業問題，這個對全球的產業鏈、全球經濟未來的發展都有非常重要的含義，因為能源是經濟的基礎。

最根本的從結果來講，制造業會更加重要，能源也變成一個制造業。中國作為制造業大國，實際上對我們是有利的，無論是從效率、安全，還是國際競爭的角度來講。我們如果能夠維持制造業優勢，綠色轉型對中國是有利的，效率和安全都有利。

我們能不能維持這個制造業優勢？實際上我們有一個很根本性的優勢，就是規模優勢。

中國人口現在可能是第二大，和第一大印度差距不大。此外，我們受過高等教育的人口超過2億，印度和美國都不到1億。這些因素都意味著中國作為制造業大國在綠色轉型中間占有優勢。

那怎么把這個優勢發揮出來？其實綠色轉型和公共政策有關系。綠色轉型涉及碳排放，有很強的外部性。要是沒有政府政策干預，靠純粹的所謂市場主體的行為，那它（市場主體）覺得用天然氣、煤炭挺好的，成本挺低的。所以需要一些（政策干預），包括產業政策。

過去我們以西方為主導的綠色轉型，他們強調需求側，怎么樣限制化石能源的需求，所以看定價和交易市場，不能說它不應該，但是以前可能過多強調了需求側。

中國在新能源領域形成了一些優勢，實際上是從供給側來入手的。我們是扶持產業，扶持太陽能、光能產業，這是另外一個手段。當然這兩個可能都要結合起來，但是中國的優勢在供給側，實際上和我們制造業優勢相輔相成。

出口三大件可能對其他國家產生沖擊

白重恩：我們現在有一個問題，就是制造能力很強，但是在使用方面，比如新能源的發電占發電的比重盡管在增長，但還是不高。那么一個很重要的制約條件就是整個電力體系下消納能力不夠，這成了一個制約因素。

要增強下消納能力，需要從兩個角度去考慮：

第一個，提升消納能力的基礎設施。因為新能源供給不是很穩定，那么要和其他能源的供給、需求側的響應配合起來。所謂需求側響應，是希望在太陽能發電多的時候企業多用電，在太陽能發電少的時候企業少用電。另外除了這個需求側響應，還有儲能和調峰的能力。

第二個，讓市場機制起更大的作用。要讓我們的價格體系能夠推動能源的使用者來自我進行峰谷調節，用價格體系來鼓勵人們投資儲能和調峰。

中國在綠色產業方面做得很好，但是也有短板——在消費領域，消費者的綠色意識還不夠強。我們給消費者提供激勵也不夠。

另外有一些新的比如氫能的利用，其他國家也有特別好的技術，也要虛心向別人學習。

最后，三大件可能會對其他國家產生一定影響，我們要未雨綢繆，跟別人更好合作，實現共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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