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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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布雷頓森林體系崩塌和石油危機打斷了戰后全球化的進程。戰后英美發達工業國家在推進全球化的過程中，一方面在國際貿易中賺取經常賬戶盈余;另一方面利用國際地位和貿易優勢壓低石油等資源品價格，促進本國工業發展。20世紀70年代，在長期寬松的政策背景和戰爭因素下，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和石油危機沖擊國際金融和貿易體系，英美工業國再難從全球化中獲益，全球經濟增速中樞下移，世界邁入逆全球化進程。

2. 逆全球化時期，貿易保護主義和資源品價格上漲加劇供給側沖擊，經濟出現失業高企、經濟衰退、能源危機三大難題。20世紀70年代興起了“新貿易保護主義”，對全球供應鏈造成沖擊，資源品價格不斷上漲更造成生產成本的大幅上升，二者共同加劇了供給側的沖擊，導致70年代各工業國經濟失速，失業率中樞被顯著抬升，與此同時，能源危機中，資源國把守能源，對工業國生產和國家安全也造成了威脅。

3.面對三大困境，英美不約而同地采取了如下產業政策進行應對：

1)為傳統產業提供貿易保護以穩定就業。傳統產業是就業的基本盤和民生的根基，70年代英美難以維持貿易優勢，貿易逆差不斷擴大，內部制造業崗位流失，美國在鋼鐵和紡織行業設置非關稅壁壘以穩定國內就業。

2)為新興產業和高技術產業提供研發支持以尋求增長。美國著眼于半導體的發展，在70年代不斷提升對半導體等高新技術研發項目的投資增速，英國則聚焦于基礎科學研究。

3)為能源產業補短板以確保安全。在傳統能源上，一方面，英美都各自鼓勵建設國內的石油企業，美國以舉國體制追求能源獨立;另一方面，大力增加石油戰略儲備。同時，不斷探索開發新能源。

4)通過減稅降費和放松市場監管以刺激生產積極性。面對供給側問題，一方面美國里根政府和撒切爾政府都采取減稅的方式促進生產端復蘇;另一方面英美都鼓勵自由市場，70年代起美國就開始收斂過大的反壟斷力度，而撒切爾夫人任期的英國也進行了國企的私有化改造。

正文

1. 70年代全球化進程被中斷

二戰后在長期相對穩定的世界局勢下，全球化蓬勃發展：英美等主要工業國家構建起國際貿易和國際金融體系，一方面在國際貿易中賺取外匯和經常性賬戶盈余;另一方面利用國際地位和貿易優勢壓低石油等資源品價格，促進本國工業發展。直到20世紀70年代，全球化進程才被打斷：一方面，布雷頓森林體系崩塌，各發達工業國匯率大幅度波動。由于戰后各國政府奉行凱恩斯主義需求側政策，長期的寬松政策使美元再難維系與黃金的固定比價。1971年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以美元衡量的黃金價格開始不斷攀升;其他主要貿易國家(如：英國)的主權貨幣匯率也開啟了大幅貶值，在整個70年代大幅波動。

另一方面，資源國爆發戰爭，引發全球石油危機。1973年第四次中東戰爭爆發，英美等工業國家對以色列的支持引發阿拉伯強烈不滿，各石油輸出國開始對工業國減產禁運，導致歐美油價暴漲，催生了第一次石油危機(1973-1974年)。在此期間，原油價格由3.0美元/桶漲至11.7美元/桶，漲幅達290.0%;1978年底“伊斯蘭革命”于伊朗爆發導致石油出口中斷，再次打破當時全球原油市場上脆弱的供求關系，致使油價在1979年開始暴漲，第二次石油危機(1978-1980年)由此發生。世界石油價格由 1978 年平均14.0 美元/桶飆升至 1980 年36.8美元/桶的峰值，漲幅達207.0%。兩次石油危機的爆發使得世界石油價格發生“階梯式”的大幅跳躍。

70年代以后，全球經濟增速中樞下移。各主要工業國家長期受益于聯手壓低的石油價格，因此石油危機的爆發對其造成巨大的供給側沖擊。一方面，供給側的沖擊直接導致經濟潛在增速下移;另一方面，各國長期奉行的傳統凱恩斯主義需求側管理政策在供給側受沖擊時導致通脹高企，為了降低惡性通貨膨脹，以里根政府和撒切爾政府為代表紛紛采用貨幣主義的思路嚴格限制貨幣總量，最終在70年代末為降低通脹間接造成了經濟增速下移。于是在經歷70年代后，全球經濟增速中樞較二戰后的一段時期出現明顯下移。當國際貨幣金融體系不穩定、國際貿易局勢動蕩，英美等全球化的推手再難從國際貿易中受益，且全球化依賴的和平與發展的國際局勢已經不再，全球化便逐漸停下了腳步，取而代之的是長達20年以新貿易保護主義為代表的逆全球化時期。

2. 逆全球化抬頭，經濟出現三大難題

2.1 逆全球化抬頭，加劇供給側沖擊

國際金融和貿易體系的崩潰引發貿易保護主義抬頭。受布雷頓森林體系崩塌和石油危機的影響，二戰后由英美等發達工業國家建立的國際金融和貿易體系受到劇烈沖擊，英美等工業國作為全球化的主要推手已經再難從國際貿易中獲利。因此，戰后推動全球化的主要國家轉而興起“新貿易保護主義”，全球貿易總值占GDP比重開始停滯。根據CEPII的測算，一度不斷提升的全球貿易伙伴關系占比也在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機后開始了長達20年的停滯。

逆全球化潮流中，資源品和避險資產炙手可熱。在發達工業國主權貨幣貶值、貿易保護主義興起的逆全球化時代，資源品具有儲備的必要和投資的價值，黃金等避險資產也變得炙手可熱。具體而言，避險資產滯后于資源品，價格走勢先漲后跌。而逆全球化期間出現的貿易保護主義和資源品價格上漲，則對全球供給端進一步造成沖擊，最終引發70年代全球“滯脹”困境。

2.2 出現經濟停滯、失業高企、能源危機三大難題

逆全球化時期，貿易保護主義的興起沖擊了全球化時期建立的全球供應鏈體系，資源品價格上漲進一步抬高了生產成本，二者共同造成了對各工業國供給端的劇烈沖擊，引發了失業高企、經濟停滯、能源危機三大經濟難題：1)供給側的沖擊降低了潛在經濟增速，造成經濟停滯。受供給側沖擊影響，英美德日等國在70年代紛紛出現經濟失速的情況。2)經濟停滯與收緊的總量政策共同導致了失業的高企。為了對抗通脹而收緊的貨幣政策對萎靡的經濟進一步產生拖累，兩次石油危機期間英美國家的失業率中樞大幅抬升。3)石油危機期間工業國能源緊缺，限制生產、影響生活，更危及國家安全。第一次石油危機期間，英國保守黨希斯政府曾因能源窘迫，推行“三日周”，要求自1974年1月1日起，商業用電只能集中在三個特定的連續消費日，并禁止在這些日子里延長單日工作時間，嚴重影響了生產和生活，導致在1974年3月的大選中票選失敗;此外，資源國以能源對工業國的要挾，扭曲了工業國的外交政策：第一次石油危機后，西歐開始從親以色列轉向更親阿拉伯的政策，英國以及歐洲共同體的其他成員不再允許美國使用英國基地和塞浦路斯向以色列空運補給品。

3. 英美的產業政策應對

面對供給側受沖擊引發的三大難題，僅靠需求側的財政和貨幣政策效果較弱，英美兩國在產業政策上給出的解決方案是：為傳統產業提供貿易保護以穩定就業、為新興產業和高技術產業提供研發支持以尋求增長、在能源產業方面補短板以保證安全。此外，放松對自由市場的監管和減稅降費政策也成為促進供給端的復蘇的重要手段。

3.1 穩就業：為傳統產業提供貿易保護

逆全球化潮流襲來，國際貿易首當其沖。20世紀70年代興起以非關稅壁壘為主的新貿易保護主義，其原因一是穩定經常性賬戶的需要，二是因為傳統產業是就業和民生的根基，在失業和通脹齊高的“滯脹”時期，為傳統產業提供貿易保護是穩定就業的重要手段。美國在70年代主要的貿易保護政策集中在鋼鐵和紡織業。70年代第二產業貢獻了美國的主要就業崗位，面對難以維持的貿易優勢，在重工業方面，1968年起美國對鋼鐵業開始貿易保護，1968-1978年十年內3次限制日本鋼鐵對美出口，1976年簽訂特殊鋼進口配合限定。在輕工業方面，在1972年美國與日本簽訂紡織品貿易協定，1974年又通過《關于紡織品的長期協議》，使美國作為進口國能夠實施單邊數量限制。

3.2 促增長：為新興產業和高技術產業提供研發支持

逆全球化時代，國際貿易的收縮抑制傳統產業的盈利，各國布局新興產業和高技術產業尋求新的增長點。美國著眼于半導體的發展，政府大力提升研究與開發投資，帶動高技術產業產能提升，試圖與日本爭奪行業領先地位;而1970年代的英國則是世界上研究最密集的經濟體之一，在政府大力推行基礎研究，和BAC(航空航天)、ICI(化工和制藥)和GEC(電子和電氣工程)等企業集團的推動下，高技術產業也得到了大量的支持。

3.3 補短板：支持國內能源產業發展、探索新能源

英美各自大力補全國內能源短板。過度依賴貿易的能源產業成為工業國被資源國“卡脖子”的一環。以美國為例，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機以后，從尼克松到小布什的歷屆政府都在政府報告中多次提及“能源獨立”的目標。一方面舉國之力支持國內能源產業發展，英國積極開發因為利潤較低而長期擱置的北海油田項目，美國則在1977年宣布國家能源計劃(NEP)、1980年啟動建設合成燃料公司(SFC);另一方面，增加自身能源儲備，大力提升戰略石油儲備。同時，也不斷探索核電和其他新能源的可能。卡特政府創建太陽能技術辦公室(SETO)和風能技術辦公室(WETO)，1972年國家科學基金會的研發計劃中還首次加入了太陽能電池板。

3.4 調動生產積極性：減稅降費去監管

為解決“滯脹”，70年代末以美國里根政府和英國撒切爾政府為代表的主要西方發達工業國家紛紛開始營造自由競爭的市場環境以調動企業積極性。具體而言，一方面對企業進行“減稅降費”，70年代通脹高企的禍根在于戰后各國長期奉行的傳統凱恩斯主義推行需求側管理政策，為了遏制通脹大幅度加稅反而嚴重拖累了經濟。美國里根政府上臺后采用供給學派的主張通過減稅提升私人部門生產效率。英國撒切爾夫人為了刺激生產積極型也一改前兩屆政府的加稅政策，將個人所得稅基本稅率從原33%降至25%;個人所得稅最高稅率從83%降至40%;將英國公司稅的整體稅率由1982年的52%下降到1990年的35%，其中小企業的公司稅稅率從1982年的40%下調到1990年的29%。

另一方面，推行自由化的市場制度，放松對企業的監管。美國方面，1972年最高法院宣布不再接受美國政府部門針對《克萊頓法》(反壟斷相關法律)第七章的解釋，打斷了自1890年《謝爾曼法》開始的反壟斷進程。里根政府上臺后推行“里根經濟學”，關于產業政策的重點也是放松政府對企業規章制度的限制;英國方面，撒切爾政府頂住工會的壓力開始推進國企私有化改革，先后將電信、航天航空、造船、汽車、鋼鐵、電力、供氣供水等國有壟斷企業的股票出售給大眾。并且放松行政管制，取消石油、郵電通信等行業的壟斷，取消物價管制、放松對金融業的管制等，為市場自由競爭提供充分的制度空間。

本文來自微信公眾號“國君宏觀研究”，作者：國君宏觀董琦團隊；智通財經編輯：劉家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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